欢迎来到江西省红色文化研究会井冈山培训中心官方网站!
保山毛泽东三起三落之第三次起落
2019-04-16  |   发布者: 井冈山红色教育  |   点击: 7721
摘要: 毛泽东的“第三落”,情况更为错综复杂。最初的原因,是以什么方式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上,同中央的根本分歧。中央的意见仍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毛泽东则坚持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毛泽东的“第三落”,情况更为错综复杂。最初的原因,是以什么方式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上,同中央的根本分歧。中央的意见仍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毛泽东则坚持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博古等人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并逐渐占据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从此,王明等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在党内推行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危机始于赣南会议(1931年11月初,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领导地位之外),193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

  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中央代表团却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正确主张。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造成了毛泽东的“第三落”。

  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运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还是出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赣南会议之后,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1932年4月11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赣南会议及其前后的情况。会议认为: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

  1932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此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在战争指导方面一系列正确的主张与当时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领导人发生了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集中爆发。

  宁都会议(1932年10月3日至8日),这次斗争,焦点集中在战争的指导方法上——即使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去战胜敌人。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主张,但考虑到毛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决定毛泽东调回后方做中央政府工作。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离开红军。

  1933年1月,蒋介石集中4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1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2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回到瑞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1932年11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 “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1933年2、3月间,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岗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3个师,2.8万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5月12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7日在打破封锁线,解放的黔北重镇遵义。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作出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更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这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实现了毛泽东在“第三落”之后的“第三起”。

关注: 百度搜索“传承之路 熊掌号”,传承红色文化 弘扬井冈山精神